文学翻译中不可忽视中英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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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不可忽视中英文化差异

　　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对于提高翻译作品质量和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小编为你带来文学翻译中不可忽视中英文化差异！

　　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把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假如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

　　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壮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陈安定，1998 ，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要害。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文学翻译的概念

　　文学翻译除了说明要传达出“思维内容”外，还着重强调了“风格特色”——因为这正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关键之一。没有风格的作品必然显得苍白无血，毫无生气，正如人缺少了他的个性一样。而作品有了风格，人物的音容笑貌便会跃然纸上，机趣横生。因此，作为文学翻译，它必然也要力求传达出原著的这种精神风貌，否则这种翻译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文学翻译还强调了“忠实、准确”——这可是文学翻译的要害，也是基难点所在。翻译毕竟不是创作，其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而不得随心所欲，自由发挥。但是由于两种语言特点不同，规律不同，一层不变地进行翻译是产生不了应有效果的。因此就需要进行调整，在保持“神韵”的准则下语言上作些变通——这便是文学翻译的“再创作”。不如此，翻译出来的东西看似忠实，实则成了死译、硬译，违背了原作的精神风貌。

　　文学翻译的标准

　　翻译的标准，历来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论述不一。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翻译者离不开一个科学翻译理论的指导。而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则是翻译标准的厘定。笔者认为，翻译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之间的矛盾。因此，翻译标准也应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换言之，对于不同类型的原文应遵从不同的翻译标准，不能等而化之。例如，译科技文应有科技文翻译之标准，译文学作品应有文学翻译之标准。无论是什么类型文章的翻译，都一律用“信、达、雅”这一宽泛的标准来衡量，显然有失科学和公允。据此，笔者以为，文学翻译的标准不应囿于严复的三字标准，文学翻译者也不必斤斤于“信、达、雅”而不敢擅越雷池一步。从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角度考虑，笔者以为文学翻译的标准应取严复标准之“信、达”而去其“尔雅”，继之在文学翻译实践中以“信、达、美”的标准代替其“信、达、雅”的标准。

　　这就涉及到对文学这一特殊艺术的理解和评价上来。如前所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既为艺术，则文学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一样，当自有其欣赏价值或者说审美价值寓于其中。而这种审美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整部作品的审美诸要素。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是否能传之久远，依赖的不是别的，正是其审美功能。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作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论述。笔者愚见，孔子之所谓“言”若只论当时之语录体散文，则“言之无文”中的“文”当作“文采”讲。换个说法，亦可当严复之“雅字讲。问题在于，我们倘若要用“言”指今日之文学，则断不能用一“文”字去裁判其成功与否，因为“写作是在创造美”，而美并不全指文采。此种种，绝非一个“雅”字所能概括。因此，笔者主张将文学翻译的最后一个标准定立为“美”，使译者在“信、达”标准规范下所复制出的文学译品经过“美”的标准升华后还原为一件艺术品。对于翻译者而言，也只有使自己的译作在审美价值上等量于原作，从而使译语读者的所读所感等同于原语读者的所读所感，才能真正实现奈达(EugeneA.Nida)所主张的“等效原则”。

　　那么，如何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文学作品中的“美”是如何表现的。毋庸赘言，文学作品由两大要素有机构成:其一为内容，其二为承载这一内容的语言形式。而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既需内容美作其成功之根本，又需形式美作其成功之依托。内容美和形式美，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缺一不成为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之艺术品。文学作品这样，文学译品亦然。要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译者必须首先在理解原作“双美”上多下功夫，化我(译者)为他(作者)，移情会神，最大限度地领悟原作之美;其次，还要在表达原作之美上竭尽才情化他作者为我译者将自己的所得所感灌注于译品之中，在原内容和新语言形式之间找到完美的结合点，再现原作的整体美。具体来说，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可从再现原作内容美和形式美两个方面着手。

　　可从再现原作的音韵美、修辞美、篇章结美三个方面来把握。音韵、修辞、篇章结构反映了作品语言形式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递增关系。这种关系要求译者对原文语言形式从音韵而修辞，从修辞而篇章结构进行美学审视，继之将自己的审美感受凝于笔端，再现于译者语言形式之中。仍以Bynner对李白《静夜思》的翻译为例。众所周知，韵律工整优美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特点，在《静夜思》这首诗中，李白用“光(guang)”“霜shuang”“乡xiang”三个韵母相同的字分别作三个诗行的尾字，从而使全诗在吟咏时产生出一种悦耳的音乐效果，即音韵美。不可否认，这种音韵美是使李白这首诗所以能流传千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遗憾的是，Bynner的译诗虽然在传意方面十分出色，但是在传美方面却显得不足，原诗所具有的押韵美基本无存。

　　文学翻译研讨会在京开幕

　　“作者和译者，是这个世界上一种奇妙的关系，我们天各一方，但译者参与和扩展了作者的创造，而作者通过译者走进了陌生的人群，获得了自己也会感到陌生的语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中国诗句说的似乎就是作者和译者，我们是心心相印的知己，而翻译使远隔天涯的读者成为了亲切的邻居。”8月20日，“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这番讲话获得了持久的掌声，真诚而诗意的表达一下子拉近了中国作家与汉学家、翻译家及出版人的距离。这是继2000年后，中国作协第二次举行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韩、日、美、英、法、德、俄、意、埃及等15个国家的27位汉学家、翻译家及国际出版机构的代表，与中国作家、学者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做好文学译介工作，增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研讨会上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研讨会。活动开幕式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健主持。

　　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汉学家、翻译家及国际出版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并介绍了近年来中国作协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所作的积极努力。她说，两年来，中国作协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作家和外国同行的交流，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接受了多位国外翻译家的资助申请，并与许多国家开展了双边交换互译作品出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向国外译者、出版商推介中国优秀作品，帮助他们申请文学翻译资助。我们举办了多次中外文学论坛，分别在庐山、唐山和天津举办了“国际写作营”。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文学翻译媒介的发展，中英双语版《中国文学》丛书在近期创刊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去年推出了英文版。除此之外，每年也有许多作家应邀出访国外，特别是2000年伦敦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已连续举办多届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中国作家与出版商之间搭建起了版权交易与合作的平台。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与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架起了各个国家民族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它为各国人民提供了丰富而深入的了解方式，使他们得以深入彼此的心灵和思想，实现相互信任、和谐相处。也因此，翻译家充满智慧和艺术的劳动显得尤为必要和宝贵。铁凝指出，从古至今，翻译之于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发展都曾起到巨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共识，也是基本的文化常识。但是，我还是想强调翻译中所包含的艰辛而珍贵的创造，各种语言之间的互译不仅是人类文化创造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本身也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就中国来说，来自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丰富着中华民族的语言经验，使汉语的思想和表达能力不断得到扩展。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能始终葆有强健的活力，其原因就在于她以开放的态度接收着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经验，同时，我们也热诚地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我们的创造成果。

　　学者们的这次中国之行紧张而充实，主办方在几天内安排了多场演讲、对话及参观活动。8月20日，李敬泽在演讲中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概况。他说，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将是作家和汉学家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来自俄罗斯的罗季奥诺夫代表与会汉学家致辞说，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不仅有很多人写书，还有更多人热爱阅读。上周应邀赴贵州的经历让罗季奥诺夫惊奇地发现，这个地处边远、经济欠发达地区竟有那么多人热爱并从事文学写作。他认真阅读了当地作家、文学爱好者创作的30多本小说，这些作品达到的水准让他大吃一惊。因此，他更觉得有必要、有责任向世界译介更多、更优质的中国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并通过文学了解真实的中国。

　　时隔两年后再次相聚北京，许多作家、汉学家早已是老朋友，徐坤、刘震云、余华等与克拉拉、朴宰宇、白睿文等热络地问候交谈，更关心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话题。美国汉学家桑秉华专门为这次研讨会制作了贺卡，封面是她亲手绘制的一幅水彩画——一只仙鹤停在树下回眸远望，寄予着真诚美好的祝福。主题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们梳理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问题，阐述各自的新观察，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接下来的研讨中，与会者从各自的创作、翻译、出版实践出发，聚焦“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翻译”，探讨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推荐给海外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文学性与商业性的平衡，怎样扩大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读者群，改变他们的阅读期待，从而使国外读者获得真实、美好的阅读体验。

　　日本翻译家饭塚容今年终于实现了出版一套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丛书的愿望，10卷本的《Collection中国同时代小说》向日本读者译介了阿来、迟子建、方方、王小波、韩东、苏童、刘庆邦、王安忆、李锐、林白等人的作品。他说，“要想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阅读该国作家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展现了当代中国生活的多种风景，作品中坚强不屈、积极向上的中国人形象将会给日本读者带来感动和激励。”向世界读者展示真实的中国是所有人的心声，荷兰汉学家林恪认为，有一些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的审美需求，开始考虑适应英美文学的标准创作，这就失去了中国文学本来的面目和魅力。

　　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推荐给外国出版社及读者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埃及汉学家阿齐兹希望能够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选择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受到中国评论界和大多数读者公认的优秀作品。乌克兰汉学家娜佳从乌克兰读者的阅读出发，谈到了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的阅读期待。她觉得乌克兰读者首先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学作品的中国特色，愿意阅读“风味”浓重的中国文学作品，但选择作品不能只考虑读者，还要兼顾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翻译作品的质量也是大家特别看重的，有学者指出，文学作品的翻译一定要注重质量，从作品的选择到译者的选择都要遵循严格的标准。翻译质量不高的书籍损害的绝不只是读者与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损害了中国文学本身。西班牙汉学家达西安娜·费萨克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西班牙语翻译与其他语种翻译都面临基本相似的问题，在这个速度与效率至上的时代，译者更应该看重译文的质量，优秀的翻译者应该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同时有一定鉴赏把握文学作品的能力，再就是要具备一流的本国语能力。

　　与会者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都缘于对汉语的热爱、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热爱。诚如铁凝所言，今天的主题中有一个词叫“全球”，我们的古人并不知道世界是圆的，所用的词是“天下”，他们相信，在日月星辰之下，所有的人都能沐浴文明的光辉，都应充分交流经验、梦想、智慧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研讨是全球视角下的对话，也是灿烂星空下的心怀天下的对话。

　　文学翻译也是一种信仰

　　在中国，关于文学翻译报酬微薄、难出大师，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却始终没有破解之术。现在的局面，是译者、编者、读者都有意见，恶性循环。我认为，最终的解决之道，是靠各位从业者的爱岗敬业，并且以此获得有心人的赞助与支持。

　　翻译报酬过低，行业难以留人，这也是事实。舆论多呼吁有关部门提高稿酬标准。这是办法，但不应是唯一办法。指望稿酬标准提高，也是业界的“等、靠、要”。没有人拿着枪指着出版社老总要他们不要给出差别稿酬。民间也可行动起来。

　　外部条件再欠缺，都不能成为译者和出版社敷衍马虎的借口。作为一个翻译，如果觉得太亏，就干脆歇手不要再做，不要一边翻译一边抱怨。翻译需要真正热爱翻译的人去做。同时，我也希望社会能给译者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抓住一两个错误，甚至只是风格上和自己所期待的不符，就把整部作品否定。大师们也都是在失误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这需要一些宽容。

　　中西文化的差异总体表现

　　西方生活理念是基于个人和社会相对立的原则。个人自我实现的观念根深蒂固，Individualism是西方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他们将其理解为“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任其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等的牵制”，他们常常使用坦诚直言的语用方略。西方人基本上是遵循交际的合作原则的，实施“命令”、“建议”、“劝告”、“批评”、“要求”等言语行为时，“得体准则”是经常采用的准则。西方人把个人利益、个个隐私、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之间实施“命令”、“建议”、“劝告”、“批评”、“要求”等言语行为会被当作对个人主义的侵扰。因此，在向别人提出“建议”、“劝告”、“批评”、“要求”时，人们必须遵循“得体准则”，采用间接礼貌策略，以减少对别人消极面子的威胁，或尽量减少语力的强迫性。而按照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理念，每个人均从属于一个密集的自然和谐的人际关系网，追求的不是个人实现，而是所处生活环境内的自我修养。中国人强调集体的和谐和相互依赖，不突出个人，把Individualism理解为“个人主义”，他们常常使用委婉含蓄，谦虚的语用方略。为了顾及双方的“面子”，汉语言文化注重和强调礼貌言行，用礼貌作为语用手段，力求和谐，语用上表现为“选用雅语，禁用秽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

　　在话语风格方面，中国人多依赖暗示性的陈述，避免直接阐述，并偏爱使用比喻和类推来解释阐明观点，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中国人在陈述、解释、阐明、辩论其观点时是循环性的，缺少英美人那种复杂而有力的辩论方法和词令。运用遵循一定的论证模式：先描述某一个具体事件，然后是回顾其历史，解释目前采取的措施，最后是展望和道德性劝戒。批评或劝告对方时，中国人常常使用委婉语、双重否定、低调陈述或历史典故，虽然间接，但很有效，在提出请求时，中国人会尽力避免说出伤面子的话，力免表现出妄为、渴望、自私的语气和态度。通过阐明请求的缘由，说话人为对方留有答应或拒绝的自由，因而保全了双方的面子。这些言语风格和交际策略源于中国人文化上注重整体和谐的思想传统。在中英语日常交际中，双方经常闹笑话或交际失败，是因为中国人常以自己模式和策略，常常以己度人，错误地评估、应答对方的话语，反之，英美人亦如此。

　　孕育文化的特定环境不同，造成了中西文化间的差异

　　由于历史、地域、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中国人与英美人往往对同一事物的思维、理解和看法不尽相同。所有这些文化层面上的不同因素导致了英汉语言在词汇和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

　　1、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沉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交际时，会经常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际理解难题。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可采用类比的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历史典故。历史典故是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瑰宝，它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最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要对这些历史典故进行恰当的理解，就必须了解它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运用恰当的理解方法，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体现和传递历史典故的涵义。

　　2、地域文化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不同民族在比喻和审美情趣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域文化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意：“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尽管近些年来养庞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as sick 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呢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3、风俗文化差异

　　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规定和习俗。如打电话时“您贵姓？”“我是某某”若直接理解为“Who are you？”“I am so—and—so”，这会使对方莫明其妙，因为这样说违背了英语文化里约定俗成的电话习惯用语，应理解为“Who is that speaking ， please？”“This is so—and—so speaking”。对一个概念的所指和使用范围也不尽相同。汉语里的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分得很清楚，而英语里则不问姊妹、不问兄弟一视同仁，分别为sister和brother。汉语里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泾渭分明，堂兄和堂弟，堂姐和堂妹，表兄和表弟、表姐和表妹区分得很具体，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而英语里却模糊、笼统，一律称为cousin；同样，英语里的uncle和aunt， father—in—law和mother—in—law， brother—in—law和sister—in—law等，在汉语中也没有内涵和外延完全对等词语。这些看似简单的英语词语，若无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无法理解和表达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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