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一册课文翻译中篇
这些经验不是解决艾滋病危机的唯一方法，但在找到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之前，教育不失为预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唯一安全措施。和以前其他传染病不同，艾滋病这一传染性疾病有可能夺去一代人的生命，从而使另一代人失去双亲。因而我们决不能让文化、种族和社会的障碍阻止我们专心从事我们必须做的工作。我们也不能因为政府工作效率低而放弃我们的工作。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谈论艾滋病会使我们感到难受，而听任人们继续被艾滋病夺去生命。
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教育者，必须学会生存。
我登上梯子，听到起跳的指令，便开始做跃入空中的动作。
我用脚蹬跳板，臂膀向后抬起，但马上意识到身体下落时可能会靠近跳板，碰伤手。
转动身体时，我努力纠正动作，尽量把胳膊张开。
接着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响声，身体就失去了控制。
很快我便意识到自己的头部碰到了跳板。
开始时我觉得很尴尬，想藏起来，想离开游泳池，而不让别人发现。
接着便感到十分恐惧。
头碰破了吗?
流血了吗?
游泳池里有没有血?
我游到池边，注意到许多张惊愕的脸。
人们都担心我头部是否受伤，而我却担心着比这更为可怕的事情。
一位官员来检查我的头部。
我赶忙把他和其他所有接近我的人推开。
“别碰我!”我几乎是在大叫，“走开!”
这是1988年在韩国汉城举行的奥运会预选赛。
在这一跳之前，我的成绩名列前茅。
但现在，另外一件事情比获胜更重要。
要是我的.血溅到了游泳池里，就会危及其他跳水选手的生命。
因为我知道——其他少数几个人也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母亲告诉我，我的生身父母是萨摩亚人，我出生时他们才十几岁，所以他们把我送给别人抚养。
我18个月大的时候便开始接受体操训练。
10岁时我便在游泳池的跳板上训练。
由于我肤色黑，常常遭到学校里孩子们的辱骂。
放学回家时常常遭到欺负。尽管同龄孩子们让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跳水却使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上七年级时，我开始吸毒。
在16岁时，我获得参加1976年奥运会的机会。
在决赛前一个月举行的预赛中，我获得了十米跳台和跳板的第一名!
这是惊人的，因为我主要进行的是跳台训练。
在决赛中我获得了跳台银牌。
遗憾的是，我并不感到快乐。
相反，我觉得自己失败了，因为我没能获得金牌。
之后，我就跟着著名的奥运跳水教练罗恩·布赖恩训练。
罗恩了解我，帮我加大训练强度。
我很快成了国际跳水运动的顶尖选手。
在1984年奥运会上我夺得两枚金牌：一枚跳台金牌，一枚跳板金牌。
这是可喜的胜利。
除了罗恩和几个朋友外，那时没有人知道我是同性恋者。
我害怕如果人们知道了这一情况会对我感到厌恶。
四年之后，当我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作准备时，得知我的伴侣得了艾滋病。
我可能也是艾滋病病毒阳性或染上了艾滋病, 我得接受这一现实。
当我知道自己的艾滋病检验结果是阳性时，我感到震惊和困惑。
我会死去吗?
我想在88年奥运会上再铸辉煌的心愿会化为泡影吗?
我该怎么办?
然而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却不能把这些告诉任何人，因为一旦人们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阳性，我便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了。
汉城奥运会预赛时我头部碰到了跳板，大家都很吃惊。
尽管如此，我还是进入了决赛。
第二天早晨训练时，教练让我从头部碰到跳板时的跳水动作开始练。
起先我很害怕，但罗恩让我做了6次。
每重复一次，我的信心就更增强一分。
在决赛的最后一跳时，我最后一次领略了水下的宁静，然后我游到池边。
我不敢看计分牌，我看着罗恩的脸。
突然他跳了起来，人群欢呼了起来，我知道自己赢了——两枚金牌，一枚三米跳板金牌，一枚十米跳台金牌。
除了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阳性的罗恩和几个朋友，没有人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艾滋病迫使我停止跳水;这次奥运会之后，我只好退出职业跳水生涯。
三、Unit 6
4月7日，星期六
我和史蒂夫已拖运垃圾整整四个小时了，中间只停下来说了约五分钟的话。
每次我将满满的一桶垃圾扛上肩，肩膀就痛得厉害，有时候扛着垃圾朝街上走，腿都打颤，可我心里却对自己说：“挺住，垃圾工，要挺住。”
我原本就没有想过这工作会有什么快乐可言。
倒、扛、走、扛、走。时间过得飞快。
星期六意味着一路上大多数成年人会呆在家里。
上学的孩子也一样。
我心里琢磨，这可能意味着我挨家挨户收垃圾时可以和人们多搭上几句话了。
很多人在花园里或花房里干活儿。
多数人看上去是可以说说话的。
虽没有工夫聊很久，但问候几句以示礼貌还是有时间的。
但我吃惊地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直到我在几家院子里问候了几次以后，才意识到这么做是不常见的。
偶尔，有人也会看着我，微笑一下，对我说一声“你好”，或者“今天天气真好”。
这时，我还是感到有人情味儿。
可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反应要么是不理我，要么是因为我这个垃圾工竟然也和他们说话而惊讶地盯着我看。